楚郢都与中国古都的早期形态
尹弘兵
摘要：郢是春秋战国时期楚都之通名，得名于《楚居》中的疆郢。疆郢是楚武王称王建制的结果，建有宗庙，是承担祭祀事务的“圣都”。早期文明时代祭祀是最重要的国家政务，圣都即正都。随着楚国的强大，为适应战争需要，楚王长期居住在核心区外以指挥战事，在外围地区形成俗都，本质上是别都。同时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逐步超越血缘团体向地缘国家转化，国家政务逐渐与宗教事务分离，于是在核心区形成专门处理政务的俗都。春秋中晚期时，行政事务超越祭祀成为主要的国家政务，楚核心区的为郢发展成为楚国的行政首都，超越了疆郢成为楚国正都。
关键词：《楚居》；郢都；圣都；俗都；正都
东周时期的楚都，传世文献中称之为“郢”，但楚“郢都”的实际情形，可能远较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出土文献中“郢”不止一个，在鄂君启节、望山简、包山简、天星观简、新蔡简中出现了蓝郢、䣙郢、
郢、鄩郢、
郢等，清华简《楚居》中更出现了10多个郢，这么多的“郢”，是否全为楚都，令学界产生了极大疑惑。新蔡简出土后，何琳仪结合传统文献认为“凡楚王驻路之地皆可称‘郢’”。清华简发表后，学者发现楚王驻地有称郢和不称郢两种情形，整理者将这些统称为楚王居地，认为“郢”不是一个固定地名，而是武王之后楚国王居的通称，犹西京、东京之京。此论基本为学界所认可，于是在这些称郢地名中寻找郢都，就成为《楚居》和楚都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学界亦有其他看法，如辛德勇认为，《楚居》特别强调疆郢自建成时起“抵今曰郢”，似乎透露出只有正式的都城才单称“郢”字，其余在“郢”字前冠以地名称“某郢”者则为别都，二者之间有明显区别。
《楚居》地名大多不见于传世文献，这给《楚居》和楚都研究带来极大困难，但也有少量地名在文献中是有记载的，这就为研究《楚居》提供了支点，还可将《楚居》地名与传世文献所载的楚国历史、地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幸运的是，《楚居》是一篇完整、系统的文本，详述每一代楚君的居是，由于早期文献保留下来的极为有限，几乎是“吉光片羽”，我们据此认知的中国古都的早期形态，与实际情形可能有较大误差。而楚国历史悠久，传说时代为中原核心部族，西周时为诸侯，东周时迅速发展壮大，几乎一统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其历史跨越了传说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楚居》从传说时代的楚先祖到战国中期的楚肃王，涵盖了几乎整个楚国历史，仅有最后一小段楚国历史未包括在内，我们即可以楚都为例，对中国古都早期形态及其演进历程，对早期政治中心的性质、样貌与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从而将中国古都研究推进一步。
《楚居》中自武王徙郢之后的释文如下：
至武王酓
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庄敖自福丘徙袭鄀郢。至成王自鄀郢徙袭湫郢，湫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承之野，承之野□□□,□袭为郢。至共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景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媺郢， 媺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媺郢。至献惠王自 媺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
澫，
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
吁。王太子以邦复于
郢，王自
吁徙蔡，王太子自
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 䣙郢， 䣙郢复于
，王太子以邦居䣙郢，以为处于
郢。至悼哲王犹居 䣙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 鄩郢。
统计以上释文，东周时期的楚王居地，有称郢地名与非郢地名之分。其中称郢地名有疆郢、免郢、
郢、樊郢、为郢、鄀郢、睽郢、媺 郢、鄂郢、鄢郢、蓝郢、䣙 郢、
郢、鄩郢等，共计14个郢。其时代跨越了春秋和战国，最后一个地名鄩郢，时代为楚肃王，此时已近战国中期，此外在鄂君启节、望山楚简、包山楚简和天星观楚简中还出现有
郢，当为楚迁鄩郢之后才出现的一处称郢地名，是目前出土文献中已知年代最晚的一处称郢地名。
一般而言，楚都必在上述称郢地名中，而且楚都与楚国核心区的关系也需重新思考，春秋时期楚国疆域广大，但已形成以楚都为中心的核心区，此核心区即狭义的“楚邦”。我们曾以为楚都必在楚核心区，但细审《楚居》，这些称郢地名未必皆在楚核心区，因此有必要从楚核心区分析楚都进而探讨《楚居》所记诸郢的性质。
一
疆郢、郢都与圣都
疆郢是《楚居》中第一个郢，在《楚居》中有特殊地位。武王即位后自宵徙居免，但因免地狭小，无法容纳众多人口，于是“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是为疆郢。此后“郢”成为楚都之通名，而免亦因此而有郢名，是为免郢，文王时改名为福丘。免、免郢（福丘）、疆郢之关系，整理报告认为：“疆郢，最初可能是泽名，经武王时治理而成居人之地，遂为地名。疆郢是免郢扩建的一部分，浑言之，免郢、疆郢无别，析言之，二者有先后大小之别。‘浧’字见于《玉篇·水部》；‘浧，泥也、澱也。’波，读为‘陂’。《诗·泽陂》毛传：‘陂，泽障也。’宇人，使人居住。《诗·緜》传：‘宇，居也。’”赵平安认为，“免”字应释作“冗”字，因为地方狭小，不能适应人口增长，于是对紧邻水域疆浧地，体例完备，这就为我们全面、系统考察楚都的形态及其演进提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进行改造，扩大居住面积。黄锡全则认为疆郢、免郢、福丘三者同地异名。
从《楚居》所述来看，武王前一代的楚君宵敖 酓鹿原居于宵，武王即位后自宵移居于免，这可能是因武王非正常继位，而是“弑 而代立”，故此放弃宵散所居之宵地而徙居于免，但此时尚未有免郢之名。武王继立后楚国国势迅速上升，免地人口当有较大增加，而免地较为狭小，于是将附近的疆浧之跛开辟为居地，自此称“郢”。由此看来，疆 浧之跛当是免地附近的跛障，因人口增加而被开辟成为居地，武王、文王两代均居于此，后来惠王因经营东方长居淮域时，太子留守后方“以邦”亦居于疆郢。因此免郢（福丘）与疆郢的关系当是二者相邻，疆郢大而免郢（福丘）小，可能免郢地势较高但较狭小，疆郢地势较低但较广阔。
疆郢不仅是第一个“郢”，奠定了此后楚都之通名，而且疆郢颇有可能与熊通称王有关联。据《楚世家》，熊通三十五年伐随，要求随国向周天子请求提升楚国的封爵但被拒绝，于是熊通三十七年自立为武王。武王徙郢的时间，石泉认为在武王统治的最后十年已经都郢，按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则武王徙郢的时间与熊通称王的时间高度吻合。由此看来，武王徙疆郢可能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迁居，而是与熊通称王有关，称王必有相关的建制，因此疆郢当是楚武王称王建制的结果。《楚居》明言自疆郢之后“抵今曰郢”，即此后楚都皆称郢，这应当就是某种建制的产物。由此看来疆郢当是正式的楚都，而非普通的楚王居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聚落在先秦文献中通称为邑，群邑之首为都，都的标志是建有宗庙以祭祀先君，楚武王称王，必按周之模式在居地建立宗庙、社稷，所谓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由此判断疆郢当建有宗庙，是建制后楚国的正式都城，而“郢”也由此成为楚都之通名。
后楚惠王为经营淮域长居东方时，“王太子以邦复于
水郢，王自
吁徙蔡，王太子自
水郢徙居疆郢”。此王太子即简王（柬大王），当国君居于前线，太子在后方居守时，其所居之地亦当为都城所在，至少应位在核心区。从《楚居》所述来看，简王为太子“以邦”时的居地有
郢和疆郢两地，居
郢可能与惠王避白公之乱居此有关，但惠王四十二年灭蔡后徙居于蔡，此时太子又从
郢徙居疆郢，如果这两处中有一处为楚国正都，则只能是疆郢。
可见疆郢作为第一个郢，且为楚武王称王建制之所，应是建有宗庙的楚国正都。但从《楚居》来看，楚王很少居此，这表明，疆郢虽是建有宗庙的楚国正都，但其性质与功能，应当主要是宗教性的。对于早期古都，张光直曾提出：“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经、军的领导中心。”以西周而论，岐 周、镐京、成周均为西周之都。其中岐周为宗庙所在，周王常在此地举行祭祀、册命等重要活动，即圣都。镐京为行政首都，为周王的统治中心，成周则为别都，为西周统治东方的中心，后二者均具有俗都性质。楚都的情形虽不清楚但可以此为参照，辛德勇即指出在《楚居》中疆郢作为楚国根本重地，或许一直保持着核心京城的地位，这一郢都一直以一种特受尊崇、甚至带有某种神圣性的地位处于有效管理之下。可见张、辛二氏均认为上古都城虽然为数众多，但其中某一处应有宗教神圣性，张氏谓之“圣都”，此圣都在早期文明中即正都。
早期都城的这种神圣性当源于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宗教、祭祀的极端重要性，甚至早期文明本身就是以宗教形式体现的。上古时代以神道设教，祭祀天地祖先神灵是天子、诸侯的最重要职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何以如此重要？上古时代在颛顼 之前，“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人人皆可通神于天，自颛顼命重、黎绝天地通之后，只有专业的巫觋才可通神于天，张光直指出：“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国家、政治权威也由此而生——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主祭祀者由此成为沟通天地神人的中介，对这种沟通手段的独占就成为政治权力的来源，同时也是政治权力的象征，祭祀对早期文明的极端重要性就在这里。对早期文明而言，宗教与政治是不分家的，在巫政不分、宗教统治一切的情况下，以祭祀为中心的宗教活动就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头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因此在国家初起之时，宗教、祭祀的重要性远超行政，或者说，国家政务都是以宗教的形式体现的，这是早期文明的通例，而建有宗庙、社稷的最初之都，主要职能也是宗教、祭祀性质。刘易斯·芒福德在研究城市发展时亦指出，早期的城市“无异于一位强大神祇的家园。城市中的许多建筑物和雕像都体现了这一事实，他们使城市高高地超越了村庄和乡镇。若没有宫殿和庙宇圣界内所包含的那些神圣权力，古代城市就失去了他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可见国家初起时的“都”，由于早期文明的特殊性，其性质与功能主要是宗教性的，故张光直谓之“圣都”。而国家初起时一般只有一个都，故圣都也一般就是正都，其标志是建有宗庙，设有先君之主，需经常举行祭祀。后随着国家和文明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复杂，国家的行政、军事事务渐趋重要，于是在圣都之外才兴起专门处理政治、军事事务的临时中心，张光直称为“俗都”。
在《楚居》诸郢之中，疆郢作为武王称王建制之所和第一个始得郢名者，且可单独称郢，无疑应为楚国正都。但武王以后楚王几乎未有居于疆郢者，仅有简王（柬大王）为太子“以邦”时曾居此。可见疆郢虽为正都，建有宗庙，但楚王很少居此，几乎未见其承担行政职能，其实际地位可能类似于周之岐周、晋国后期的曲沃和秦国后期的雍城，是主要承担宗教、祭祀职能的圣都。
二
《楚居》其他称郢地名性质
《楚居》中除疆郢外还有13个郢。这些称郢地名的性质，是楚都还是楚王的临时居地？需要深入讨论。
从文字学上考辨，郢之本义，《越绝书·吴内传》云：“郢者何？楚王治处也。”《楚居》则云：“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自疆郢得名后，楚都皆称“郢”，综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完全可以证明“郢”自武王以后为楚都之通名。另通览《楚居》得知，楚王居地也不是都称郢，楚王所居为离宫、游宫者固不得称郢，如同宫之北、秦溪之上、章［华之台］等，此外庄王所居的承之野，惠王所居的
澫、
吁、蔡等地，均无郢名。在这些无郢地名中，蔡是一处确切的居邑，然蔡无郢名，表明楚王居地即使是较大的城邑，也不是都可称郢的。同类还有简王晚年所复之,据整理者意见当是简王早年之封邑，简王晚年居此养老而将国政交付于太子。这足以证明，楚王居邑若无“郢”称，与有“郢”地名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福丘与肥遗例外）。由此而论《楚居》中称郢地名均应为楚都，同时期的非郢地名才仅是楚王之居邑或游宫。
《楚居》中这么多的“郢”，仍可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来解释。前文已证疆郢是楚之圣都，承担“祀”这一方面职能，而《楚居》中疆郢以外的诸郢，承担的就是“戎”这一方面职能，是实际的楚国领导中心，即张光直所称“俗都”，虽然也有日常祭祀功能，但主要是政治、军事中心。
上古都邑既有圣都与俗都之分，圣都建有宗庙社稷，必然较为稳定，且必在核心区，不可轻移。而俗都则可以因人因事而移动，可见《楚居》中的“郢”如此之多并非不能想象。如果将俗都理解为别都，是因政治军事形势而设，则更易理解。商都有“前八后五”之说，周之俗都也并非固定在镐京，周自文王作丰、武王作镐后，还有穆王以下都于西郑，懿王徙于犬丘。张光直主张圣俗分都，俗都围绕圣都迁徙不定，主要是基于商代的情形提出，楚文化中有较强的商文化因素，因此楚人受商人影响，俗都众多是可以理解的。
从楚国的实际政治军事形势来考察，楚国崛起后灭国最多，疆域迅猛扩展，这导致楚国的军事交通线过于漫长。而且楚国为争夺霸权，征战极为频繁。赵鼎新统计春秋时期楚国主动发动的战争达111次之多，超过晋国的90次，齐国的70次，秦国的44次。春秋早中期楚国战场主要在中原，春秋晚期主要在淮域，而楚核心区却在江汉沮漳之地，去中原及淮域均较远。为克服这一难题，楚王往往靠近前线，就近指挥，由此形成各种承担政治军事职能的俗都。国君及其领导中心可以随政治军事形势而移动，宗庙、社稷则不可轻易移动，于是出现宗教中心与行政中心的分离，即圣都与俗都的分离，这一点在楚国表现得特别明显。
楚国自武王时崛起于江汉，即令中原诸侯感到巨大压力。前710年（楚武王三十一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杜预注：“楚武王始僭号称王，欲害中国。蔡、郑姬姓，近楚，故惧而会谋。”可见武王时楚即开始图谋北方。前706年（楚武王三十五年）随国季梁称楚国崛起为“天方授楚”。楚武王一统江汉后，文王北上南阳盆地，并进入方城外的沙、颍 流域，《左传》哀公十七年回顾文王时的情形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杜预注：“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开封畛北至汝水。”清高士奇总结说：“自邓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黄受之；江、黄亡，而楚之兵陈、蔡受之；陈、蔡不支，而楚兵且交于上国矣。”于是楚与中原大国齐、晋争夺霸权成为春秋历史的主轴。春秋晚期，吴楚矛盾上升，前584年（楚共王七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可见自楚核心区前往淮域路途甚远，如此才有楚将子重、子反“一岁七奔命”。楚灵王亦曾言“诸侯远我而畏晋”，已明确指出楚核心区距中原过远，导致楚国在晋楚争霸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楚灵王“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可见楚国面对核心区距主要战场过于遥远这一难题，解决方案一是楚君在征战时尽量靠近前线以就近指挥，如春秋晚期为便于与吴国作战，灵王长期居于淮域的乾谿，另据《楚居》可知，不仅是灵王居乾谿，在吴国成为楚国主要威胁的形势下，灵、平、昭三代为便于对吴作战均居于乾谿，这是春秋晚期楚吴激烈争夺淮域的结果。另一方案是在边境设立重镇，就近威慑中原诸侯，楚国在春秋早期以申、息二县为北方重镇，楚灵王又大城陈、蔡、不羹，都是在前线设立重镇作为前线基地。
可见对楚国来说，核心区距战场过远是楚国与齐、晋、吴作战的主要阻碍。因此在频繁征战的情形之下，楚王居地须靠近前线，与政治军事形势高度相关，难以稳定。春秋早中期楚王居地应在靠近中原之处，以便与齐、宋、晋争霸，春秋晚期应在淮域，以便与吴国作战，这种迁徙不定的楚王居地，若有郢名即楚都，由此形成了众多的称“郢”之地。按楚国自疆郢以后之通则，凡称“郢”者皆得为楚都，这种迁徙不定的楚都，颇符合张光直所言之“俗都”，为日常祭仪之所及楚王的政、军领导中心，也是楚国临时性的政治军事中心。
此外，楚都迁徙如此频繁，也与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的发展演进有关，我们所熟悉的、后世那种稳定的都城形态，是中国古都长期演变的结果，而在早期可能并非如此。
三
福丘与肥遗
福丘与肥遗，是《楚居》中称郢地名的两个特例，福丘是文王将免郢改名，肥遗是惠王将
郢改名，这两处皆有郢名，应是俗都，但在楚国俗都中享有某种特殊地位。
免本为熊通第一个居地，此时尚未称王，徙免之初亦无郢名，在疆郢成立之后，免亦得称郢，是为免郢，但文王时改名为福丘，为文王最后一个居地。证之《左传》，前676年冬，巴人伐楚，次年“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绖皇”。结合《左传》与《楚居》，可知文王是以败师伐黄后回师至湫患病，其后应是回到免郢，并将免郢改名为福丘后病死。福丘之名的含义，我们不得而知，但文王徙居免郢时当已病重，将免郢改名为福丘，可能有为文王祈福的原因。可见免在武王称王建制之前，虽是楚都但未有郢称，不得称郢都，疆郢建制后郢为楚都通名，于是免地亦有郢名，但非楚之正都。文王改名为福丘后属于称郢地名中的特例，且从《楚居》及史籍所载楚国史事来看，福丘在楚国地位特殊，政治地位高于一般的俗都。
肥遗的情形与福丘类似，由
郢改称而来，亦与文王有关，《楚居》谓“文王自疆郢徙居
郢”，《左传》则记文王伐黄后至湫有疾，因此学界普遍认为
郢即《左传》中的湫。
郢为文王、成王、惠王、悼王四代所居。文王之后，《楚居》言“至庄敖自福丘徙袭鄀 郢。至成王自鄀郢徙袭
郢”。庄敖，《左传》称堵敖，《楚世家》称庄敖三年欲杀其弟熊恽（熊頵 ），熊恽奔随，在随国的帮助下袭杀庄敖代之，是为成王。但庄敖与熊恽均系息妫所生，楚文王虏息妫在文王十年，此时庄敖与成王两人均很年幼，故《史记》所记“堵敖欲杀其弟熊恽”当非事实，而是楚国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成王即位后因年幼，国政初由令尹子元执掌，子元欲盅文夫人，又起兵攻郑，无功而返，前664年（鲁庄公三十年、楚成王八年）“楚公子元归自伐郑而处王宫，斗射师谏，则执而梏之。秋，申公斗班杀子元。斗谷于莬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以此与《楚居》印证，可知庄敖继位时当在文王病死之福丘，即位后徙居鄀郢，而成王即位时亦当在鄀郢，即位后自鄀郢徙居
郢。则子元盅文夫人时应在
郢，从《左传》所载来看，此时的
郢应有王宫。后楚简王为太子时亦曾居此，白公之乱后楚惠王徙居于此时改名肥遗，悼王亦曾因“中谢起祸”而徙居于此。楚王两度因内乱徙居于此，表明
郢（肥遗）在楚国政治上具有特殊重要性。惠王因经营东方长居淮域，太子（简王）在国内居守时“以邦复于
郢”，赵思木认为“复”有重建统治之意，当理解为王太子在
郢建立统治，实际就是代替长居于淮河流域楚之北疆的惠王执政。按肥遗又见于新蔡葛陵简甲三：240“王自肥遗郢徙于鄩郢之岁”。“遗”字整理者原释为“還”，读为“自肥还郢”，宋华强改释为“遗”，连读为“肥遗郢”，为楚国别都，其地待考，《楚居》发表后可知宋释正确无误。可见虽然
郢已改名为肥遗，但仍可称
郢，从
郢历经文王、成王、惠王及惠王太子来看，
郢当为楚都，其性质属楚之俗都，其地则当在楚核心区。
综上，我们似可得出结论，福丘、肥遗均由称郢地名改名而来，其中免郢原为武王所居，
郢原为文王所居，两地在楚国政治生活中有特殊地位，因此福丘与肥遗应为《楚居》中称郢地名的特例，其性质仍为楚之俗都，虽改名但政治地位应高于《楚居》中的普通称郢地名，亦即高于一般的俗都。
四
楚核心区以外的外围俗都
春秋时期，为与齐、宋、晋争夺中原霸权而导致楚王居地远离核心区，由此形成众多位于核心区外的俗都，或可称为外围俗都。这些俗都均为征战产物，与楚国的政治军事形势紧密相关。
文王徙都的历程，据《楚居》所载“文王自疆郢徙居
郢，
水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虽然《楚居》所载居地没有绝对时间，但有先后顺序，且文王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因此我们可结合史籍中文王的政治军事活动来略加推测：楚文王二年伐申过邓，六年伐蔡、虏蔡哀侯，十年灭息、伐蔡，以息妫归，十二年伐郑、灭邓，十五年败于巴人后以败师伐黄，回国后病死。据此推测，文王病死之地即免郢（福丘），而免郢之前居于为郢，文王居为郢的时间应在文王十二年灭邓前后。再往前，为郢之前的居地樊郢，则可能与文王六年至十年灭息、伐蔡有关，即子谷所言“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这些地域，均在较偏北之处，尤其是息、陈、蔡均在方城外的淮、汝之地，则樊郢有可能是在淮汝地区。
关于樊郢，学界已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整理报告认为樊郢即今湖北襄阳之樊城，李守奎、罗丹赞同樊城说，并作了补充论证。黄灵庚认为即《左传》襄公四年、定公六年的繁阳，故址在今河南新蔡县北。魏栋则认为樊郢即信阳之古樊国故址。今按，若文王徙居樊郢与灭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有关，则樊郢之地当依魏栋之说，在今信阳樊国故地。
文王之后，楚国有一段动荡时期，楚国统治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内部斗争，结果是庄敖被杀，成王即位。此阶段的楚王居地，《楚居》的记载是“成王自鄀郢徙
郢，
郢徙□□□□ 居睽郢”。成王居
郢时当为令尹子元执政时期，斗班杀令尹子元后子文执政，此时成王居地当又有迁徙，但原简在此缺失四字，应为某郢。成王最后一个居地睽郢，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左传》未称睽为郢，当是后世史家已不知春秋时楚都的实际情形。结合成王时的楚国内外形势分析，成王在位四十六年，与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同时代，此时楚国国势有较大上升，因此成王时楚与中原诸侯争夺霸权的斗争极为激烈。楚成王与子文于楚成王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连续三年攻郑，齐桓公为救郑于楚成王十六年发动中原诸侯大举南征，楚国亦全力应战，最终双方订立召陵之盟。但召陵之盟并未能阻止楚国扩张的势头，楚与齐仍展开激烈争夺，至楚成王二十九年，齐桓公卒，齐国国势转衰。宋襄公欲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于是宋国与楚争霸，楚成王三十四年暴发泓之战，宋军大败，宋襄公被射伤。自齐桓公死、宋襄公败后，楚成王一度成为实际的诸侯霸主，《说苑·敬慎》谓此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但楚成王三十六年时，晋文公回国，晋国的形势稳定下来，经过长期内乱后晋国强势崛起，楚成王四十年城濮之战，楚大败。成王四十六年太子商臣弑成王，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
综上所述，楚成王居睽郢的时间，正是楚与齐、宋、晋激烈争夺霸权的时代，则暌郢当在楚核心区外、靠近中原。楚成王接见流亡中的晋公子重耳、城濮之战前子文治兵及成王最后被弑，均在暌郢，是成王北上中原争霸时的政治、军事中心，虽然成王以后暌郢不再使用，但当为一处较明确的、位于楚核心区以外的楚国俗都。
昭王即位后“自秦溪之上徙居媺郢， 媺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 昭王继位时年幼，国政掌握在令尹子常（囊瓦）之手，则秦溪之上当在淮域，一般认为即《左传》中的乾谿，靠近楚吴战争前线。但在昭王年幼继位的情形下，居于秦溪之上就显得极不适宜，于是子常先徙 媺郢、次徙鄂郢、最后回到核心区的为郢（为郢在楚核心区，详下）。 由此看来， 媺郢、鄂郢两地或在由秦溪之上返回为郢的中途， 媺郢地望不可知，但鄂郢应即汉代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附近西鄂故城。 西周鄂国原在湖北随州市西之安居镇，因鄂侯驭方叛乱被西周伐灭，其余民后被迁于南阳，是为南阳鄂国，汉为西鄂县，今南阳西鄂故城。则昭王回迁途中所居之鄂郢，应即此地。可见 媺郢、鄂郢二地应为昭王自淮域回迁核心区过程中的居地， 同时也是楚王及楚政府回迁过程中临时性的政治、军事中心，从其冠有郢名来看，亦当为楚之俗都。 昭王复国后仍徙居秦溪之上，当是与吴楚战争有关，因昭王复国后仍在淮域与吴国激烈争夺。但昭王又从秦溪之上徙 媺郢，则可能与文献所记昭王时楚国曾“北徙都鄀”有关，《楚世家》： “（楚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此事《左传》定公六年则记为：“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鄀，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整理者以为此乃“复徙居秦溪之上”，赵思木从之。赵平安则认为《吴越春秋》之《阖闾内传》“徙于为若”之“为若”即“鄢鄀”，为鄢郢与鄀郢二邑，而鄢可以涵括鄀。牛鹏涛则谓楚昭王复邦第二年，复败于吴，楚人大恐，此后乃迁郢于鄀，并进行政治革新，至于迁郢于鄀的具体时间，结合《楚居》来看，可能是到了楚惠王即位。但《楚居》中能与昭王和子西“迁郢于鄀，而改纪其政”相对应的徙居应为“秦溪之上复徙袭微郢”，因此《左传》和《史记》中昭王徙鄀，或为昭王自秦溪之上徙 媺郢。
惠王时徙居地点甚多，但只有鄢有郢名，其余均无郢名。惠王在白公之乱后所徙居诸地，当与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后楚国面临的外部形势大变有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楚国东方的威胁不再存在，北方的晋国则忙于内斗、自顾不暇。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楚国大力东进，最终于楚惠王四十二年灭蔡，四十四年又灭杞。则惠王在白公之乱后所徙居诸地均当位于淮域，是惠王利用越灭吴之机大力东进的产物。鄢郢所在，整理者认为地在今湖北宜城，赵平安则从楚惠王曾居蔡并“自蔡复鄢”出发，认为鄢郢在今河南郾城。若从越灭吴后楚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当以赵说为准。
综上，外围俗都均为楚国政治军事形势的产物，因应政治、军事需要而设立，因此不太稳定，其性质与后世的别都概念较为接近。别都，又称陪都，是古代在正式的都城之外，出于某种或某些需要而设立的其他都城，陪都地位重要，可与都城并列或仅次于都城，有明确的京都之名。辛德勇即主张《楚居》中除疆郢外的其他各处楚都（在郢前带地名的某郢），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应该具有比较浓重的别都、陪都甚至行宫色彩，即使是鄢郢这一正式国都意味最强的地方，东汉服虔仍以“楚别都”视之。
五
楚核心区与核心区的俗都
《楚居》所载诸郢均当为楚都，疆郢之外的诸郢均为俗都，但《楚居》中的俗都并不仅限于核心区以外，亦有在核心区内者。核心区的俗都较为稳定，其性质和发展与外围俗都颇为不同。
东周时期楚国核心区是有变化的，总结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鄂西地区的楚文化核心区共有三处：一是今湖北宜城县南部及南漳县东部的蛮河流域东周聚落群；二是今湖北省当阳、枝江两市，今沮漳河中游地区以当阳季家湖古城为中心的东周聚落群；三是今湖北省荆州、荆门两市，今沮漳河下游地区以纪南城为中心的东周聚落群。综合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献资料可知，春秋时期楚核心区在蛮河流域，战国早期楚核心区在沮漳河中游，战国中晚期楚核心区在沮漳河下游。
免郢（福丘）和
水郢（肥遗）两地，免郢在春秋时代楚核心区当无疑问。至于
郢，从文王、成王、惠王、悼王四代均曾居此并曾因内乱两次徙居于此、简王为太子“以邦”时亦居此来看，其亦当位在春秋时楚核心区。
为郢可能是《楚居》中最重要的俗都，在《楚居》研究中一向受到高度重视，被众多学者认为是《楚居》诸郢中较确切的楚郢都。《楚居》谓文王自“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前文已证文王所居之樊郢当在淮域，今河南信阳古樊国，与灭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有关，此为文王十年以前之事，文王十二年灭邓，至文王十五年，御巴师“大败于津”，回师时为大阍鬻拳所拒，不得回国，被迫以败师伐黄，回国后病卒。文王卒地即免郢（福丘），由此往上推算，文王病死以前所居的为郢当即大阍鬻拳所掌之地。且文王死后鬻拳将文王“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绖皇”。绖皇为寝门阙，杨伯峻认为绖皇“盖殿前之庭也。楚文王陵墓，必有地下宫殿，鬻拳之尸即葬于殿前之庭，所以示愿侍君于地下为守卫也”。为郢当在春秋时楚核心区，是文王时新建的居地，或因免郢过于狭小，而疆郢则较为低洼，故又在免郢、疆郢附近地势较高处另建为郢。由文王事迹来推断，或为文王灭邓后所建。而免郢、为郢之关系，或与周之丰、镐相似。联系《楚居》下文，为郢历穆王、庄王、共王、康王、嗣子王(郏敖)、灵王、昭王、惠王，共九世，几乎贯穿整个春秋时期，是春秋时期楚王居住时间最长、居住楚王最多的“郢”，因此学者普遍相信为郢是春秋时期的楚郢都，而不是一处普通的王居。看来，为郢应是春秋时期楚国最重要的“俗都”，而为郢的情形也表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俗都也有渐趋固定的发展趋势。
为郢的性质与大体方位，还可从楚灵王、楚昭王与楚惠王的情形来加以考察。
《楚居》记：“至共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景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以上记载可以《左传》中楚灵王的活动来加以印证。公元前541年、楚郏敖四年，“冬，楚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伍举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楚居》已言共王、康王、嗣子王（即郏敖）皆居为郢，则灵王弑郏敖之地亦当在为郢。灵王弑郏敖代立后即从为郢徙于秦溪之上以“图东国”。而灵王之终，亦是王子比、王子黑肱、王子弃疾等趁灵王长期居于秦溪之上时发动政变，杀太子禄。由是看来，灵王本人虽居于秦溪之上，但太子禄则在郢都留守，因此才被政变所杀，此郢都只能是为郢。
又《楚居》记昭王即位后从淮域前线的秦溪之上返回为郢，而昭王返回为郢后即有“阖庐入郢”之事，《左传》记此事为：“五战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以《楚居》与《左传》互证，可知吴师所入之郢即为郢。
楚昭王二十七年，楚昭王救陈，不胜，卒于城父。公子启“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途，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是为惠王。《楚居》相应的记载是“至献惠王自 媺郢徙袭为郢”，可见惠王即位后亦是返回为郢。惠王即位时年幼，国政由令尹子西、司马子期执掌。惠王十年白公作乱，此时惠王当在为郢，“秋七月，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白公部下石乞主张“焚库”，白公不许，此当为府库。白公“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门，圉公阳穴宫，负王以如昭夫人之宫”。又《淮南子·道应训》载此事为：“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府库分人。”“九日，叶公入，乃发大府之货以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以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叶公平定白公之乱，又见于上博九《邦人不称》，叙述叶公在昭王复国、平定白公之乱中立有三大功劳，但是谦虚低调，“邦人不称焉”，即叶公之功绩不为楚邦人知晓。
以上这些事情发生地，文献中均谓在郢都，可见楚自共王以后已形成稳定的行政首都。从文献记载可见，经过长期建设，为郢建有朝堂、宫室、储藏财货之大府、储存兵器之高府，这些都是正都的标准配置。因此为郢与上节所论的外围俗都颇有不同，是一处位在核心区、设施完备的正都，其主要职能是处理国家政务而不是宗教性事务，也不是因战事需要而临时设立的别都。
从历史发展而言，早期文明是以宗教、祭祀为核心的，因此宗教性的圣都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圣都即正都。但随着国家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社会愈加复杂，由此导致国家的管理也越来越复杂化。楚国发展到春秋晚期时，其行政事务已高度复杂，非复早期以祭祀和军事为主的简单形态。吴师入郢时，楚大夫“蒙谷给闘于宫唐之上，舍闘奔郢曰：‘若有孤，楚国社稷其庶几乎？’遂入大宫，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谷之功，多与存国相若，封之执圭，田六百畛”。可知春秋晚期时楚国的行政事务已复杂到需要专门的法典来规范，不再是早期文明那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简单情形。而行政事务的复杂化，也使得楚国以行政事务为核心的俗都为郢在楚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超越了传统上以宗教事务为核心的圣都疆郢，在《左传》和《战国策》中，凡涉及吴师入郢、白公之乱时，均将为郢单称为“郢”，可见无论是都城的实际情形，还是具体的政治、军事事务以及制度性规定，为郢已然超越疆郢而成为正都，即楚之正都从宗教首都演化为行政首都。
《楚居》所载惠王以下地名，柬大王所徙之蓝郢、 䣙郢，声王所居之
郢，均不见于春秋时期，与春秋时期的地名已非一组，表明此时楚核心区已与春秋时期有所不同，当已不在襄宜地区。但蓝郢等三地，也应为战国早期时楚之俗都。其中 䣙郢为柬大王、声王、悼哲王三代所居，应为战国早期的楚国行政首都。 而蓝郢仅为柬大王迁徙途中所居，
郢仅为声王所居，当是短暂使用的临时性别都。
悼王死后发生贵族作乱射杀吴起之事，此后肃王一度迁回肥遗，然后迁于鄩郢，鄩郢之名又见于葛陵楚简，此时已近战国中期，楚都当已迁至纪南城，而纪南城应为战国中期至晚期前段、楚肃王四年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的楚国正都。
六
结语
楚郢都的性质、形态及发展演变十分复杂，但与早期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一方面，人类文明是从原始信仰开始的，因此早期文明必然体现为宗教，宗教的核心是祭祀，在早期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宗教性的祭祀，行政事务尚未从宗教事务中脱离，或者说，国家的行政事务都是以宗教的形式来体现的，甲骨文即宗教与政治合一的体现，早期文明的这种特质反映在都城上，就是早期文明的政治中心本质上是宗教祭祀中心，因此早期都城必然是宗教性的“圣都”。
楚国最初的疆郢是楚武王建制的结果，而建制的主要内容即《左传》所言“宗庙先君之主”，其主要职能是宗教性的祭祀中心。在早期文明祭、政合一的情形下，如果要从《楚居》所载的14个郢中判别出楚国的正都，那只能是设有宗庙的疆郢，只有疆郢才符合早期文明政治中心的本质，即宗教性的、以祭祀功能为主的圣都。且自此以后“郢”成为楚都之通名，这也是疆郢在楚国诸郢中特殊性的体现。这种都城是与早期文明、早期国家相适应的，是都城发展的早期形态。
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一定有一个从小共同体向大共同体发展的过程，此阶段老子谓之“小国寡民”，此时的情形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当然这有可能是战国时人对原始社会的一种历史记忆，尚未进入真正的国家文明阶段，此时的社会组织主要是原始公社，但“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这种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在人口很少、共同体规模很小的情形下，国家形态及国家管理必然是极为简单的，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祭祀。而当社会出现普遍性的紧张状态，社会冲突普遍化后，在祭祀之外又增加了军事，是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楚国至春秋早期武、文王时，尚“土不过同”（方百里为同），如此小的规模表明此时的楚国国家还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不可能有复杂的行政事务，只有早期国家普遍性的宗教事务与军事事务。但从武、文王开始，楚国疆域迅速扩大，古代远距离交通不便，为适应战争需要楚王长期居住在前线以指挥战事，于是在核心区外形成临时性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但设置在核心区的宗庙、社稷却不可轻易移动，于是这种核心区外的楚王居邑，按楚国的通例亦多称“郢”，既称“郢”就具有都邑的性质，是名正言顺的楚都，由此形成与核心区的圣都相区别的俗都，本质上是别都。
在“圣都”稳定的情形下，“俗都”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早期因对外战事频繁，圣都远在后方，国君则需居于前方的俗都就近指挥战事，故俗都并不稳定。但春秋是过渡时期，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楚国的迅速强大，国家事务也越来越复杂，而对外战争也不再需要国君亲自在前线指挥，于是在核心区的俗都就演变为专门处理政务的行政首都且趋向稳定。为郢即在这种情形下发展成为楚国的行政中心，建有朝堂、宫殿、府库这些后世都城的标准配置，而为了处理这些复杂事务也发展出了相应的管理系统，即政府。由于楚王及其政府长期在为郢处理政务，至迟春秋晚期时，为郢已由普通的俗都发展成为楚国的行政首都，取代疆郢成为楚之正都，其性质与咸阳取代雍城成为秦之正都颇为类似。
楚郢都经历了从疆郢到为郢、从以圣都为正都到以俗都为正都的演变，与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基本同步。春秋已是早期文明的最后阶段，具有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特点。青铜时代通常是以宗教为主导，西周则是以从宗教演变而来的礼制为主导，青铜时代的早期国家还处在仅有“祀与戎”的简单形态中，但春秋晚期已接近铁器时代，铁器时代是生产力大爆发、历史理性取代宗教意识成为社会主导的时代。在这个过渡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口的增加、疆域的扩大，国家管理也渐趋复杂，祭与政开始分离，前547年卫献公谋返国复位，与执政宁喜约定“政由宁氏，祭则寡人”，这正是祭祀与政务分离的写照，此后行政事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政务， 而宗教性的祭祀事务则演变为礼仪性质、仅具象征意义，不再具有从前的重要性。与这一过程相适应，原来宗教性的圣都也逐渐丧失重要性，而在核心区形成的、专门承担行政事务的俗都就越来越重要，演变为行政首都，为郢这一核心区的楚国俗都，就是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原来的圣都疆郢而成为楚国正都。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理性时代的到来，正都即行政首都已成为普遍性的共识，并深刻影响了后人对都城的认识。如秦都原在雍城，但雍城偏居关中西部，在秦成为战国头号强国并全力东进的情形下显得不太适宜，于是秦在关中平原的中心处另建新都咸阳。秦迁咸阳后，宗庙仍在雍城，重大礼仪活动如秦始皇行冠礼仍在雍城举行，但无论秦人还是后人，皆只认咸阳为秦都，雍城在战国秦汉人的眼光中，只是一处旧都而不再是具有神圣地位的圣都。这其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在都城形态上的反映。
楚在战国时代又新建了 䣙郢、鄩郢两座都城，这两座都城在性质上都是行政首都，是为郢的替代者，其中的鄩郢应即战国中晚期的楚都纪南城。这里要特别说明，如果纪南城是楚国正都，而在疆郢并未废弃的情形下，纪南城的性质就是楚国的行政首都，那么为郢和剻郢郢这两座楚王长期居住并处理政务的行政首都也是楚国的正都。
因此若从圣都与俗都、正都与别都的区分来看，出土文献中为数众多的“郢”皆为楚都，并不仅是普通的王居，只是其中有圣都与俗都、正都与别都之分，而且早期都城的正都有一个从宗教首都到行政首都的发展过程。楚国第一个称郢的疆郢是宗教性的圣都， 也是春秋早期楚国的正都，疆郢以外的称郢地名均为楚之俗都，其中边缘区的外围俗都为别都，是临时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而核心区的为郢至迟春秋晚期时已从普通的俗都发展成为楚国的行政首都，超越了传统的圣都疆郢成为楚之正都，此后的剻郢郢、鄩郢也是行政首都，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正都。
本文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